一开门我就听到二楼传来他的声音。来书房，我爸说。我以为看到他我至少会感受到些什么，不至于多强烈，但和没有绝对平静的海面一样，这样的动态是科学的，静止并不真实存在。视线捕捉到他的瞬间我确实怔了一下，这一怔严格说起来与他无关，落点弹回我自己的身上，是从我到他再反到我的折线。

我惊讶于我对我爸的衰老毫无概念，上一次和他见面还是五六年前，这五六年我爸经历的年岁又该是人苍老最明显的几年。

我一认为变老跟死亡一样，都不是连续的曲线，而是有明显突变的阶梯状片段。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五次“换脸”，每一张脸都有标准的名称——婴儿、孩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这种变幻不是黑色墨水滴入水中，水从透明一点点变深，而是用顿号把字符隔开的变化，跨过这个符号就是下一个词语，与上一个字没有任何粘连。绝对没有平静的死亡，所谓“走得安详”描述的是旁观者的感受。亲历者从生跨到死走的不是平缓的坡道，而是颠簸的石子路。

只要能呼吸都是活着，不论多么缓慢艰难，而断气是刹那间的动作。与扔东西类似，撒开手的同时物体脱离我进行自由落体。我与物体的关系只有两种模式，拿在手中和彻底分离，不存在中间状态。

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变化可能都是缺乏过渡的。宇宙根本没有创造出过渡的桥，于是通过钝化人的感受力来模拟“自然而然”。比如流畅的电影其实是一秒钟几十张照片拼接成的照片集，快到人的眼睛看不出破绽，就可以被称作电影而不是幻灯片。

令我感到错愕的是，我丝毫体会不到我爸的变化不是由于他没有变，而是连用来与现在比较的过往对象我都找不到。那一刻我没有在脑海里搜寻到他以前的模样，仿佛谁把我关于我爸的记忆全部清除了似的。

周六下午去见个人，他打断了我的惊诧，接着发给了我一张照片，对象是他某一个合作伙伴的女儿。说白了就是相亲，大概说包办婚姻更合适。相亲看的是人，准则是我喜不喜欢，我爸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给我找个喜欢的人。

打扮体面一点，他的目光在我身上扫了几下后说道，不要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出去丢人现眼。我盯着地板上他不真切的影子，仔细找到影子里他双眼的位置，盯着站了一会儿，我说，知道了，我想回我之前住的地方，没事我就走了。

他没阻拦我，我转身走到楼梯口时听见他说，你可以是个废物。我扶着扶手停下了脚步。但必须是个正常的废物，他说，不应该张牙舞爪，那种东西叫做怪物。

他实在高看我了，到目前为止我都没勇气做个怪物。怪物和废物都是拆迁工，总在毁掉完好的东西。区别是怪物具备不掺杂道德感的变革精神，而废物是为了守护道德感不得不去调皮捣蛋。

我长到今天也没真正地反抗过我爸，我所做过的全部看似具有反叛性的过激行为都只能算是自我催眠（只要我还住着他的房子，用着他的钱，接受着以他儿子的身份而享受到的一切）。

所以我一定会去“相亲”。我只是有点顽固不化，即使搞不出颠覆性的变革，再傻的小打小闹我也要做一点。于是我在去见这个女孩的前一天去医院把智齿拔了，带着一张肿成了蜡笔小新的脸坐到了她的面前。

我的相亲对象正在打手机游戏，我坐了半天她才抽空抬头看了我一眼，视线在我高高隆起的腮帮子上停顿几秒，然后挑了挑眉，视线又转回手机屏幕上，说，倒也不用做到这种地步。我吸了口气，凉气顺着口腔钻到我牙床的伤口上，疼得我一个机灵，忍不住闭了闭眼睛。我拔了智齿，我口齿不清地说。她哦了一声，头也不抬地进行了自我介绍，接着让我等一下。

等了将近五分钟，她终于用大获全胜的愉快表情放下了手机，双臂叠放在桌上，看着我说，你呢？我叫容礼，我说。嗯，没错，她说，仿佛是对我的名字陷入了沉思。许久才抬起头问我，你打算跟我结婚吗？我一愣，摇了摇头。她笑着说，太好了，我也是。

她靠向沙发背，换了个舒服的姿势审视我，然后抬手在脸前面比划了一下，说，你的长相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都不知道是因为她的话还是牙疼不自觉皱起了眉头。太好了，我也是，我原封不动用她的话来回应她。她笑出了声，说，我现在知道你的性格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了。我盯着她没说话。

这样正好，她说，重新坐直了，与我四目相对，我们互相看不顺眼，又有相同的目标，一起合作怎么样？你爸想让你结婚，我爸想让我结婚，显然你和我都不想结婚。不如你利用我我利用你，每周见几次面，假装约个会，拖着呗。反正不是你我爸也会给我找别的男人，万一那个男人喜欢我就不太好办了。

我接受了她的提议，倒不是认为“拖着”是个多么好的办法，只是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或许在我选择拔了智齿赴约的时刻我就已经做出了相同的选择，维持一个问题的悬而未决本来就是我擅长的。

每一次我们都会在餐厅或咖啡馆隔着桌子面对面坐着，打发一天中的一小段时光。我和她之间毫无其他桌一对人恨不得身体能穿过桌子相互链接的社交氛围。在我们独自共处的两个小时里，她几乎很少抬头，掐去头尾打招呼和道别的一分钟时间，她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手机上，恒久地打游戏。

我没有她隐士般的定力，总坐立不安，大概是身体对这段时间自然的反抗。虽然除了无意义和无聊，我也不知道它在反抗些什么。我想不通的是，无意义的事情那么多，它却并不是总在反抗的。

我总会带上那本没看完的石黑一雄的小说一同赴约。一坐下我就拿出小说，试图让文字通过视线走进我的脑袋里。然而这些字仿佛在走高空悬索一样样颤颤巍巍，总走不过来。看个两三页我就感到不耐烦，扔下书，坐着发呆。没什么可想的，也想不出什么。

这种生活进行了一个多月，又是一次约会的开头，我习惯性拿出书，翻开，看到折角所在的页码是七十四页，连全书的一半都没到。我忽然很不满意，不满意这种慢速，这种遥遥无期。

抬头瞥到对面的相亲对象，我没由来地打了个冷颤，莫名其妙察觉自己呼吸的缓慢。我惊觉自己成了一头驴子，腰上驮了超负荷的货物，怎么也走不动。一直想着能走多远走多远，却根本忘了回头看看。一看就会发现，我身边连个人影都没有，根本不知道身上的负重归属于谁。书被我扔在腿边，它已经自觉地合上，封皮上写着的“别让我走”早预示了我的困境。

我不想再假装了，我说。她头也没抬，撇了撇嘴，说，这样是最好的办法了，至少能拖个一年半载，催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再说我瞧不上你，或者你瞧不上我，都行。然后我爸再给我找下一个对象，你爸再给你找下一个对象，我们再用相同的办法拖延。

她看起来很聪明，也对自己的方法很满意。我问她，拖一辈子吗？

嗯？她说，抽空抬头扫了我一眼，说，拖到我想结婚为止。

我盯着她看了一会，说，这样让我感觉脖子上悬了把刀，总有一天要死。她像听了笑话一样笑了起来，用一种刻薄的搞怪语调说，想想非洲饥饿的儿童，想想大山里吃不上饭的孩子，你会觉得你脖子上那把刀钝得跟羽毛差不多。她抬眼看向我的同时说，小少爷。眼神里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几乎等同于直接说出来——她看不起我，认为我很幼稚。

我以前很怕这种感觉。我不管她丢过来的刺，自顾自地说，为了缓解这种害怕我就想能拖一天算一天。摆脱一种情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另一种更激烈的情绪掩盖它。反正我活得轻而易举，总有找到快乐的办法。过掉一天算一天，问题不解决好像也没什么影响。

可现在我觉得这个方法烂死了，我说，没意思。明明是不想要的东西，却非得拿在手上才安心，只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有人把这个东西放在了我的手上，以此来证明我持有它的合法性。这种安心又不是什么真正的安心，像毒品一样上瘾。

我简直跟一头驴没有区别。因为是驴，必须驮东西，总得驮东西，不驮东西就不是一头好驴。以前有人跟我说过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能够反抗生活，我那时候非常本能地排斥这种判断。

驴会反抗吗？别的不好说，能肯定的是驴反抗之后就不再是一头好驴了。我的恐惧大概就是源自对“好”的患得患失。但是我现在感觉当一头坏驴可能也坏不到哪里去。

我付了账离开，懒得关心相亲对象会怎么想我，或许能跟我心灵相通，或许认定我是个神经病，或许以为我讲了一段关于驴的绕口令，再或者我成了她记忆里唯一一个想当坏驴子的人。

第26章

此时此刻我几乎感受到了某种轰轰烈烈的氛围，仿佛我做出了什么伟大无比的举动。借着这股子劲头，这回赶在被我爸“制裁”之前，我主动打电话过去断了自己的后路。

我学到了他的开门见山，连句问候也没有，直奔主题。我告诉他我这辈子不会结婚，不会跟女人谈恋爱。就算我爱慕的对象不是楚悉，我说，也绝对是个男人，所以您别用他威胁我，没什么用的。我听到他的呼吸声，我知道吐出来的气息一定拖着一串严苛的话。我不想听，不听也知道他会说什么。

像我爸这种父亲都没什么创意，就那一套方法——从不浪费时间有来有往，只信奉等级严密的向下管理，不服从就制裁，不论要制裁的对象是别人还是我。他坚信他用大半辈子积累出来的资源有无限的力量，毕竟早就在别处验证过无数次。于是我抢在前面说，我知道您会怎么做，停了我的信用卡，把我扫地出门，再收回您给过我的一切。我全部接受，今天就搬出去。

我一口气说完，一秒未等立即挂断了电话。我感到自己的心脏加速狂跳，仿佛一颗在地上弹动的乒乓球，越是弹不起来，倒弹得越快。

“我是个自由人了”这个结论在我脑袋里响个不停。接着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熟悉的画面——望不到边际的农田、七零八落的矮房、灰扑扑的麻将馆和被斩断大部分的烟囱还有一堆黑白照片里唯一一张没发挥出彩色照相机能力的彩色照片。

语言和图像是一对一联动的，每个单词都有对应的形象，每个人的都掌握一套独一无二的词语画面配对库。此时此刻我意识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由”和楚悉的老家被我配成了对子。偏偏对他来说那里是最不自由的地方。

我认为自己长上了翅膀，想要飞一飞，自然而然地将他的家乡选为了目的地。我订了最近的一趟航班，三个小时后起飞，倒也不赶，反正没什么行李可收拾，只要安顿好家里除了我之外唯一的活物阿盖就好。

打开衣柜、储物柜、看向屋子里四处的陈设——只要能进入我的视线的物品仿佛都不属于我。我感到所有“我的东西”都有我爸的股份，驴脾气上头，一件也不想带走。

此刻我被理想主义百分百侵占了大脑，又还没吃到苦头，因此胆子比天大，只往双肩包里装了几件换洗衣物、我自己的银行卡、楚悉送我的非洲木雕就出了门。行李中本来还应该有那本书，不是樊忆川的而是楚悉的那本，可我却没在他的房间里找到。

阿盖被我放在门外，紧贴着墙角，我拜托了许若楠来带走帮我养一段时间。完成“托孤”后，我将钥匙投进了一楼的信箱里。一共两把，一把是我的，一把是楚悉的，他临走时扔给了樊忆川，樊忆川又还给了我。钥匙受到重力感召落到信箱底部发出声响的瞬间，我与这间房子完成了彻底的告别。

从信箱银色的金属表面我看到自己隐隐约约的影子，眼前浮现出里面在黑暗中平躺着的两把钥匙，与我银色的脸重叠。

我突然记起出院那天樊忆川说重力是物质对孤独的反应。这一对钥匙共同掉进信箱，大概不会孤独，看来他说得不对。重力的存在是为了证明告别的泛滥。泛滥的东西都普普通通，不具备特别的价值，不值得倾注过多的关心。毕竟抬起脚迈出一步，就算对上一脚所踩土地的告别，多的时候一天可以告别几万次。

我在楚悉老家的县城里住了几天，除了吃饭睡觉沿着路随便走走以外只做了一件事——每天下午到棋牌室旁边，靠着只剩半人高的大烟囱残迹坐一会，不再往村子里面走，所以没有见到楚悉的妈妈。

背靠灰色的锥形，注视我所认为的“自由”。奇妙的是自由本来让我联想到飞翔，飞翔又是地球上最鲜活的动势，因为只有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和重力抗衡。可我眼前代表自由的所有景象都是静止的，这里包含的人、事、物都跟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或许也跟楚悉十几年前离开家的时候一模一样，唯一证明时间没停下脚步的只有被铲除的烟囱。

楚悉的那个朋友也是这幅静止画面中的一笔。我参与到其中的几天里，每一天都能看到他蹲在麻将室前面抽烟。脑袋还是挡住“长顺棋牌室”的“室”字，抽完一根烟塞到人字拖下碾灭，再抽下一根。这么重复四五次后，总会有一声指向他的呼喊从路深处传来，然后他喊回去，拍拍屁股，站起来，身体挡住棋牌室全部的招牌，转身离开，再让完整的五个红字露出来。裤脚每天都有新的黄土随着他的步伐撒落。

有一天下午他的第二支烟抽了没有一半就被扔到地上，然后他向我走过来，离我还有两三米远时停下脚步，眯着眼问我，楚悉没来？我仰头看向他，摇头说没有。他舔了舔嘴唇，歪了歪嘴角，算是个笑，与此同时把第三根烟塞进嘴唇歪出的空隙里，低头点火，他的视线隔着烟雾从我的脸上扫开。

我突然听到他笑了两声，因为牙齿咬着烟，笑都笑得拖泥带水，但确实是个笑。他最想认识的就是你这种人，他突然说道。什么？我下意识反问回去。

他没再说话，我盯着他看了一阵，说，我是哪种人？用两根手指把烟从嘴里夹下来，他瞥了我一眼，说，没脑子的有钱人，容易利用而且回报率高的人。话音刚落他就扔了烟头转身离开，甚至没那个呼喊他的声音出现。

我发现楚悉和他的这位朋友都非常喜欢在社会学层面上思考问题，硬把我归为一类，再为他自己也贴上标签。我不喜欢这样，我只想把我当我自己，把他当他自己，不是属于怎样的一类人，只是自己。只将我们两个人的关系限制在我和他这两个人的维度里而已，保持住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不要进行哪怕一丁点的抽象处理。

我漫无目的地四处看，扭头看到我背后的锥形，脑袋里冒出个没什么逻辑的因果关系——楚悉走了之后烟囱消失，如果烟囱再出现的话，楚悉是不是就会回来。我愣了一下，自己都觉得很可笑。我下意识跑到这里来，说不定就是受到了这种小孩子过家家一样自欺欺人的假设的蛊惑。

我捡了根树枝，在大烟囱周围到处挖了挖，想试试看能不能挖出楚悉说他以前埋的那张写了“我要成功”的纸条。没想到真的被我找到了，就是字看不清楚，只能读出模模糊糊的“我要”，至于要什么已经被抹去，像一道没完成的填空题似的。我把纸条对折放进口袋里，预感自己迟早会把这道题做完。